2023年以来，中国企业对清洁能源项目的海外投资超1000亿美元。中国占全球电动车、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出口份额的32.5%、24.1%和78.1%

在匈牙利、泰国、墨西哥等国，原本沉寂的土地、建材价格意外拉升。在此背后，中国电动车、电池、光伏厂商纷纷破土动工，否则就要被对手抢先一步。

中企出海竞速，这股热潮也吹到了千里之外的上海。最近，杨珮莹接到几个三四年没主动联系过她的客户电话，询问话题均是如何布局出海。

作为汇丰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工商金融服务中资业务部总监，杨珮莹20余年的职业生涯伴随着光伏、风能等行业的潮起潮落。

澳大利亚气候能源金融（CEF）数据显示，2023年以来，中国企业对清洁能源项目的海外投资超1000亿美元。中国占全球电动车、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出口份额的32.5%、24.1%和78.1%。

2024年10月，中国人民银行（下称“中国央行”）等四部门印发《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》，将加大重点领域支持力度、提升绿色金融专业服务能力、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、强化实施保障。

企业出海有其自有步调，串联起来便是“三部曲”：设立办事处、贸易出口、在外建厂。

在此背景下，金融商机显现。为争夺日益增长的新能源客户群，国内外商业银行不断进军供应链金融行业，通过绿色贷款、出口保函等方式，争相为出海企业提供资金和担保。

对于跨境财资管理有优势的银行，它们通过管理跨境资金池、提供人民币支付、贷款产品及财资中心建设等方式，提高出海企业资金使用效率、降低资金成本。

不过，对新能源出海企业和背后的金融机构而言，深入其中却也发现，即便有了融资渠道和财资管理，依旧荆棘遍布。

仅就绿色金融领域来说，如何管理信披风险、提供更多样的金融产品、统一国内外相关标准，都是大家需要面对的挑战。

在杨珮莹看来，无论对新能源产业还是绿色金融而言，目前面对的一切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。在此之中，一定存在诸多陌生与未知的事物。“我们需要共同学习”。

银行逐鹿新能源

在助力新能源出海之际，银行业也在悄然生变。

在杨珮莹所在的汇丰中国工商金融业务部，新能源业务已扩张成光伏、风能、电动汽车和电池三个重点小组。将时针倒拨至十几年前，它们都还只是汇丰对公业务中的一小部分，未设专门团队。

新能源供应链较长，供应商总需要融资来填补生产和收款之间的资金缺口，这使得该行业与供应链金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。

为接触到全新的客户群，不少银行已和第三方供应链平台展开合作，在这些平台上的公司也更易获得融资。

市场研究机构BCR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，全球供应链融资总规模达2.3万亿美元，是2017年的4倍以上。

如何管理供应链上的现金流，杨珮莹最知晓其中的奥秘。20多年的工作经历，让她对供应链上的每一个数字都了如指掌。“其实就是企业支付出去的款项付得慢一点，收货款收得快一点，这样现金流就出来了。在这两头，金融机构可以用供应链融资来帮到企业和它们的供应商。”她对《财经》说。

供应链金融的关键在于，银行基于对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评估，进而提供贷款。“与基于三张报表的传统信贷不同，供应链金融本质来自对整个供应链的理解，这种理解使得金融机构可以基于核心企业的情况，为它们的小微企业供应商提供融资。”杨珮莹说。

举例而言，如果电池原材料厂商向银行提供发票，它们便可收到下游客户及时但略低于订单全额的货款。待产品卖出后，下游客户再向银行支付货款。如此一来，供应链上的企业持有现金时间更长。

银行供应链业务不断发展，与行业发展方向相契合。3月，中国央行联合多部委发布文件，表示将加强供应链金融配套基础设施建设，推动绿色供应链创新与应用。

在杨珮莹看来，之所以出海企业的供应链金融需求增加，在于新能源、制造业出海企业不断壮大。当企业业务量变大、供应商区域增多后，管理供应链的难度增加，需求应运而生。

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772.9亿美元，同比增长8.7%，占全球份额的11.4%。

仅为供应链提供融资并不够。在出海“三部曲”中，在书写“出口”章节后，企业的下一个故事往往是“对外投资”。随着在外建厂和产能扩张，企业资金需求急剧增加。

根据不同的资金期限和额度需要，银行可提供不同的融资服务。花旗中国商业银行部负责人林海对《财经》表示，“如提供短期流动性，银行可提供流动贷款。如提供中长期流动性，银行则提供项目贷款、银团贷款等。在企业快速发展阶段，银行还可助其股权融资或发债。这背后的难点在于，如何帮助企业平衡不同市场的融资成本。”

得益于足够“绿”，新能源企业往往在融资过程中可以获得“专项”待遇。以汇丰银行为例，达到绿色标准的贷款人可获得融资上的倾斜，甚至是贷款利率的优惠。

由于在外建厂涉及环评、装备制造、设备租赁等一系列环节，相对于其他行业，出海的新能源企业还需要一张“通行证”——这便是银行提供的境外保函。所谓“保函”，通常指银行应申请人的请求，向第三方开立的一种书面信用担保凭证。

相对于外资银行，在跨境业务积累丰富的中资银行亦不愿错过新能源出海的“大蛋糕”，这也使得它们紧跟客户的出海步伐，为企业大力提供保函等服务。

以中国银行为例，在轮胎创新型企业——玲珑轮胎的工厂落子塞尔维亚后，该行通过“境内担保+境外转开”的保函业务模式，切中了出海企业小币种保函的业务需求。

保函业务不仅对出海企业至关重要，其实也是银行叩响企业的“敲门砖”。虽然它对银行来说并非生息资产，直接收益并非显而易见，但企业一旦在银行开立保函，大概率意味着绑定项目后续的融资等合作。

争夺跨境财资管理

多年来，在杨珮莹的办公室里，挂着一张大大的地图。不同的市场被标为红黄绿三色，分别代表不同的资金管理难度。这张地图她珍藏已久，因为这可以帮助出海企业解决一大难题：跨境资金管理。

渣打银行非洲区走廊银行家詹嘉瑜对此也深有体会。在大多数人印象中，非洲可能只是一块遥远的大陆，但在她眼中却是50多个分散的国家。“不同国家外管政策不同，如何管理跨境资金，奥秘便是‘化零为整’。”她对《财经》说。

具体而言，渣打银行许多中国客户选择把非洲各国的资金汇集到毛里求斯，在此建立区域的资金池，并开设离岸账户。

詹嘉瑜解释道，之所以选取毛里求斯作为非洲的“桥头堡”，首先，是因为外汇在此可自由进出；其次，是因为毛里求斯政府信用评级较高，本币币值较为稳定；再次，是因为该国货币与人民币具有较强的流动性。9月，中国央行与毛里求斯银行签署了规模达20亿元的本币互换协议。

在跨境资金管理中，管理外汇风险颇为重要。对此，银行和出海企业正尝试更多的可能性，比如直接使用人民币计价、结算和投融资。

以新能源原材料企业为例，2024年初，在渣打集团帮助下，华友钴业完成首笔多币种银团贷款，币种包括美元、离岸和在岸人民币。作为电池原材料，锂、钴是当前新能源行业的关键资源。

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，中国央行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，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52.3万亿元，同比增长24.2%，人民币已成为中国跨境收付第一大结算币种。在低利率环境中，人民币信贷“出海”更是提速。截至8月，人民币对外贷款余额1.85万亿元，同比增速达48%。

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雷曜认为，随着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，境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离岸人民币也有相当大的市场需求。不仅如此，随着存款、贷款、债券基础性产品规模的提升，跨境人民币的产品创新也更加活跃。

在出海“三部曲”中，如同融资一样，经过一段时间耕耘，企业对财资管理的需求亦逐渐深化。它们不仅关注跨境资金管理，更将触角延伸至全球资金管理及建设海外财资中心等方面。

数字化技术是帮助其实现上述目标的助手。比如，通过网银系统和应用程序接口，花旗可帮助企业监控全球现金情况，并在一个平台上调拨跨境资金。同时，企业还可通过花旗的跨境支付系统，实现全球范围的收付款。

在业内人士看来，贸易金融、现金管理等业务，都是交易银行的组成部分，这为银行发展提供更强动力。外资行在此的商业模式更为成熟，它通过负债业务展开，占用风险资产较少，适合轻资产化转型。同时，还可链接企业上下游，掌握产业全貌。

在海外财资建设方面，内地能源、汽车、科技等出海企业正望向中国香港，一些企业更已搬入寸土寸金的中环国际金融中心。

香港金融管理局表示，得益于香港健全的金融体系，在港设立财资中心可在最少约束的环境下，提升集团流动性及资金流向信息的可见度，从而支持集团总部作出更高效的海外扩展。

与此同时，新加坡也成为出海企业进军全球市场的关键跳板。东南亚最大的银行——星展银行表示，出海企业亦可设立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双财资中心，由此利用不同地区银行的流动性，在一定程度规避地缘政治风险。

应对信披及其他风险

在能源转型背景下，绿色金融市场不断发展。据彭博行业研究估计，2030年，中国ESG（环境、社会及治理）的资产管理规模或超5万亿美元，2022年约为4万亿美元。

在与新能源密切相关的供应链领域，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涌入其中。美国科技巨头Prime Revenue已将包括70家贷款机构集合起来，以此连接近2.5万家供应商。

但银行和科技公司需面对共同的挑战：如何应对供应链金融的信披风险。过去，总有公司借此作为筹集融资的迂回方式，因其获得的资金通常记录在应付账款下，而非作为债务。

与此同时，绿色金融市场亦要应对自身问题。林海坦言，当前市场产品种类还相对单一，主要集中在绿色贷款方面，未来市场仍需扩容。截至二季度末，绿色贷款余额达34.76万亿元，但绿色债券余额则为1.99万亿元。

“此外，绿色金融标准也需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和规范，以此帮助银行更好地甄别和服务绿色客户。绿色信贷、绿色项目还需搭建更专业化的风控体系。”林海进一步说道。

在融资方面，不少出海企业正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。过去三年，香港每年平均发行超630亿美元的绿色债券和债务，香港还将全面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原则路线图。雷曜表示，在相关领域，未来香港可与内地开展互联互通合作。

金融回源实体经济，让金融业务不止于自身。杨珮莹也逐渐意识到，在新能源出海方面，银行更需要有对金融之外的理解。

“目前，中国新能源在海外的名声都很响亮，所有银行发放贷款审批都不难。难的是什么？是当地的环评、社会、生物多样性等问题。这些无论对银行还是企业而言都比较新，我们需要和企业共同学习。”她说。

这些都与监管的思路不谋而合。中国央行等监管机构表示，银行、保险、证券、基金等金融机构要通过完善工作机制、优化流程管理、推动金融科技应用、强化队伍建设等健全内部管理体系，提升绿色金融供给质量。同时，还要完善配套基础制度，推动建立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，健全碳核算标准和方法。

中国央行前行长周小川表示，单纯推动金融机构自身减碳减排远远不够，金融机构还应在投资等金融活动中也考虑绿色因素，引导相关企业发展。

“新能源企业出海，并不是简单地将产品卖到海外、将工厂开到海外。如果想要深度参与到海外市场中去，还需要企业从资金、品牌、服务能力等多个维度实现国际化。这需要企业、金融机构、政府多方位合作。”瑞银证券研究部总监、董事总经理徐宾在接受《财经》采访时表示。

实际上，出海往往与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跃迁交相呼应。几百年来，德国的汽车、日本的电子消费品、美国的科技产品，一件件从慕尼黑、东京、硅谷发向全球，这不仅造就了这些国家的工业、电子和科技产业，更铸就了它们在全球经济中不可撼动的地位。

海外市场机会虽大，但也风高浪急。时至今日，杨珮莹依然记得光伏企业出海所经历的起落。在她看来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新能源出海企业面对的一切，其实都是成长路上的必修课。有些在当时看来是挑战，但现在看却是礼物。

作者：康恺，编辑：张威，36氪经授权发布。